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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辩证法的流变，也只是绝对观念的展开形式而已，并不是那个作为本体的绝对观念本身。

此道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其特征是周流变动、相易无常，既非唯物，亦非唯心，乃唯变。这就是《易传》的变易本体论。

黎明比喻形而上学的现状：一方面，昨天的即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被解构，消解于暗淡之中，尽管仍然有人满足于与其幻影相拥而眠。且就社会伦理生活而论，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一方面，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生活要求建立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即儒家所谓礼、人伦），这是伦理学范畴，它显然属于形而下学的课题。形而上学→伦理规范→生活方式的序列表示奠基关系，意谓在观念上，形而上学为伦理规范奠基，而特定的伦理规范旨在解决特定生活方式中的群体生存秩序问题。亚里士多德讲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易传》则讲变之为变。按他的逻辑，有别名、有共名，最终有一个大共名，那就是物。

那么，假如我们已然思考了‘形而上者、却还没有将这种思考命名为‘形而上学，这难道就可以证明这种思考不是形而上学吗？[6] 那么，何谓形而上者？孔颖达解释说：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者，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例如，《老子》就说道之为物[11]。[47] 而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者，有一种是流动的变易，这在《易传》哲学中是最为典型的，其形而上者不是凝滞的东西，而是易（变易）。

[22] 这里的有即形上之道、形而上存在者、绝对之物。但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走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这显然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规范。[35]黑格尔讲的纯有即无和《老子》讲的有生于无不是一回事：黑格尔所谓无是绝对观念有的本质规定——无规定性（参见黑格尔：《逻辑学》，第69–70页），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言中所拒绝的传统形而上学那种本体概念，即最普遍的、不可定义的绝对存在者概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导论，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第3版，第4–5页）。[12] 《老子》第十四章。

至于《说文解字》所谓易，蜥易、蝘蜓、守宫也，恐非易字的本义。而有时则是说的这里所谈的形上之道，即是形而上存在者的存在，如《老子》明确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严复就曾经反对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而主张译为玄学，但并不被人们接受，这说明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是颇有道理的。在《易传》哲学，形而上者的感动是本体的自感自动。然而，传统的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已不能解决我们当下的生活问题，这就需要解构旧的形而上学，以建构起新的形而上学。至于无共的最大之物，就是形而上者，无共意味着没有上位概念，所以不可定义。

因此，形而上学的核心即本体论。如朱熹说：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5] 张志伟：《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如朱熹说：未发之际，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内，便是心之本体。

按照惠施的说法，前者就是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特别是2013年的一篇论文，更明确而集中地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问题[43]。

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必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类思想观念之构造的一种内在的逻辑承诺：对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之存在、甚至对任何个别存在者之存在的承诺，都已蕴涵着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这就是说，在汉语哲学中，体并不一定是指的具有形体或形质的东西。

[32]海德格尔所谓基础存在论（foundational ontology）之名，其实也是很成问题的。中西本体论之间是相通的，但也存在着根本差异。众所周知，这种伦理学的核心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这套纲常的经典宪章即《白虎通义》[41]。[7] 这就是将一切存在者区分为有形的器和无形的道，即形而下者和形而上者。他说： 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为科学奠基——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考察》，载《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7]许慎：《说文解字》，大徐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23]阮籍：《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差异在于双方所追寻到的形而上者颇为不同：就其主流而论，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者往往是某种静止的实体。[24]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这样的形而上者、绝对实体就是本体。这就是《易传》的变易本体论。

西方ontology就是思考本体的，即思考形而上者、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这正符合汉语本体论的语义，即讨论本–末关系（宇宙论模式）、体–用关系（本体论模式）。有时则是说的作为存在者的形而上者，谓之有。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

换言之，变就是作为形而上者的本体。[7] 《周易正义·系辞上传》。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为，故寂然不动，有感必应，万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按他的逻辑，有别名、有共名，最终有一个大共名，那就是物。

[51]《周易·系辞上传》。上引朱熹所说形而上者何尝有物，那只是物的一种用法，即指形而下者。

这样的奠基——用唯一的形而上者来阐明众多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中国哲学叫作立极，犹如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36]。至于无共的最大之物，就是形而上者，无共意味着没有上位概念，所以不可定义。然而这种现代性的伦理学绝非前现代的形而上学能够合乎逻辑地给出的。[45] 所谓至于无别的最小之物，就是个体，其所以无别（不能分割），是因为一旦分割，就不再是这种事物。

而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就是呈现在广义经学中的帝国时代的儒家哲学，它表现为汉学（如董仲舒）和宋学（如程朱理学）等学术形态。其所谓感，也不是说的这个本体去感其他外物，而是说它本身就是阴阳交感。

例如，中国人在帝国时代（自秦至清）的家族社会生活方式，要求建立一套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制度规范，由此保证中华帝国的共同生活秩序。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活儒学 形而上学 。

须注意的是，孔颖达在这段话里所说的道是无体之名，所谓体是指的形体或形质，所以《易传》说神无方而易无体[8]，即是说，作为形而上者的易道是无形体或形质的。[47]西方哲学史上也有注重流变的观念，如赫拉克利特主张的万物皆流，但这并非西方哲学史上的主流思想。